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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7-30 1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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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1119/022119球表層或表層下的振動所造成的地面震動[1]，可由自然現象如地殼運動、火山活動及隕石撞擊引起，亦可由人為活動如地下核試驗造成[2]，不過歷史上主要的災害性地震都由地殼的突然運動所造成。地震的影響力涵蓋岩石圈及水圈──當地震發生時，可能會連帶引發地表斷裂、大地震動、土壤液化、山崩、餘震、海嘯、甚至是火山活動，並影響人類的生存及活動[1]。
地震產生的原因是因為地殼在板塊運動過程中，互相碰撞累積應力，當地殼無法繼續累積應力時，地殼會破裂，釋放出地震波，使地面發生震動，地震可由地震儀透過對地震波的觀察來量測，地震規模表示地震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大小，地震震度指地震在該地點造成的震動程度，地震的發生處稱為震源，其投影至地表的位置為震央。 並非世界上所有的地區都會發生地震。地震與火山分布一樣，主要集中在板塊相互作用的地區。目前世界上主要分為三個頻繁發生地震的「地震帶」：環太平洋地震帶（佔80%）、從地中海一路向東延伸至喜馬拉雅山區和印尼的歐亞地震帶、位於各大洋中洋脊的中洋脊地震帶。並不是所有地震都發生在以上三個地震帶，另外有小部分大地震發生在板塊內部，主要集中在大的活動斷層帶及其附近地區，例如197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唐山大地震。[3]
歷史記錄中傷亡最嚴重的地震是1556年1月23日發生在中國明朝陝西的嘉靖大地震，造成了83萬人死亡。[4]1920年甘肅海原大地震（今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海原縣）、1303年山西洪洞趙城地震、1688年山東臨沂大地震、四川汶川大地震都造成了數萬至數十萬人死亡 何立中戰死[5]: 557 。張指揮東北軍會同陝、甘、寧、晉、綏等省武裝，對陝甘紅軍第三次「圍剿」[5]: 557 。10月25日，東北軍第一〇七師在鄜縣榆林橋與紅十五軍團遭遇，經5小時激戰，東北軍死傷300餘人，被俘1,800餘人（包括團長高福源）[5]: 557 。至此，紅軍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在洛川、甘泉、膚施[5]: 557 。
1935年11月13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中正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 ，稱張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8]: 880 。12月，張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繫，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共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3]: 14 。李杜和宋慶齡有聯繫，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窰堡同中央聯繫之地下黨員董健吾説，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那裡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到張急於找共產黨之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並在上海做許多準備工作，認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統一戰線之文件，調查張歷史、為人處事之特點[3]: 19 。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3]: 14 。1月初，張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他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3]: 15 。2月26日，張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他回來談[3]: 16 。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復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復正常通商關係；四、恢復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採購人員安全之責；五、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3]: 17 。
3月2日，張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贊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面合作；接著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3]: 17 。張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中正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中正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3]: 17–18 。雙方商定：一、和蘇聯聯繫，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繫，由張給以名義掩護；最後，張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面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3]: 18 。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3]: 19 。
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5]: 507 。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幾乎天天把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進剿路線、行止時間電告彭德懷[7]: 60 ；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取得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之勝利[3]: 54 。11月27日，張給蔣一份「請纓抗敵書」，遭到蔣拒絕[5]: 574 。
楊虎城和西北軍
主條目：楊虎城
1933年5月，楊和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曾派參謀武志平（中共秘密黨員）到川陝蘇區與紅四方面軍商談訂立「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之密約；雙方根據這一密約，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3]: 39 。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鋒攜毛澤東親筆信到西安與楊商談合作；中旬，楊和汪談話，雙方確定聯合抗日之原則；下旬，北方局派負責人王世英到西安，與楊反覆商談後，達成合作抗日協議[3]: 39 。
陳濟棠和李宗仁、白崇禧
主條目：兩廣事變
還在江西蘇區時代，紅軍就和陳濟棠有過秘密關係，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區和通商貿易；長征中紅軍代表潘漢年、何長工曾與陳濟棠秘密談判，達成讓紅軍借路西進之協議[3]: 43 。1936年6月兩廣事件其間，劉湘同張、楊之間有信使往來，同意逼蔣抗日方針，並曾表示願與西北共同行動；此時，中共黨中央經過上海地下黨派張曙時等到四川統戰上層，聯繫劉湘[3]: 44–45 。中國共產黨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8]: 887 西安事變後，劉湘通電表示贊成張、楊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和平解決，反對武力討伐；山東韓復榘、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等，經過中共黨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過間接關係表達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後，都願意建立秘密關係；1936年8月，宋哲元派劉子青到西安，同中共黨建立聯繫；至1936年下半年以後，盛世才經過張學良疏通，同中共黨建立統戰關係，又聯繫中共黨同蘇聯和共產國際[3]: 45 。楊提議張、楊兩軍起而響應，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再催促，張借開會之機赴京察看形勢，終以兩廣發生變化、東北軍內部改造遠未完成而作罷[7]: 58 。中共北方局聯絡局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之代表劉仲容父親有統戰關係，並可利用他們電台發報；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濟深之代表錢壽康經西安到達保安，要求與中共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中央表示同意，協定經過修改後，由錢壽康帶回廣西；西安事變發生後，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通電表示支持[3]: 43 。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使中國避免新內戰，符合全國人民團結抗日之願望，順應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形勢[5]: 488 。
八一宣言、瓦窰堡會議與一二九運動
主條目：八一宣言、瓦窯堡會議和一二九運動
領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萬又千萬地被人奴役，城村一處又一處地被人血洗，僑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驅逐，一切內政外交處處被人干涉，這還能算什麽國家？！這還算什麽民族？！同胞們！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國民族就是我們全體同胞！我們能坐視國亡族滅而不起來救國自救嗎？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1935年7月至8月期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5]: 421 。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會議精神，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起草《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5]: 421 。宣言呼籲「停止內戰」、「抗日救國」[9]。
1935年1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鄭重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10]: 581 。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得到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之指示，並在瓦窯堡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5]: 423 。
洛川會談
1936年1月19日，李克農在高福源引導下，到洛川同張、王以哲會談；張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3]: 15 。1月，在第一次洛川會談，中國共產黨已得知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5]: 426 。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名義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肯定東北軍大多數是愛國，「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10]: 4 。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11]: 24 。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談判；2月10日，周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窰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3]: 15 。2月20日，周在瓦窰堡接到中央及軍委從東征前線發給李克農之訓令，指出張同意抗日，願意和他們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3]: 15–16 。2月21日，李克農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窰堡出發，於2月25日到達洛川[3]: 16 。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農與王以哲、趙鎮藩磋商紅軍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之間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主要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紅軍同意恢復第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城內第六十七軍人員所需糧草，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予以便利；雙方給予對方採購人員以保護[12]: 2 。
1936年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5]: 426 。李克農一一作回答，但在聯合蔣和進軍路線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克農表示：「張將軍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報告。」[3]: 18 當時，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等駐在山西石樓城指揮紅軍東征，周和博古、鄧發由瓦窰堡趕到石樓；3月16日，李克農到石樓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滙報洛川會談情況；中央立即決定周為代表到膚施同張談判，李克農也同去[3]: 18 。3月27日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與張談判問題時，仍堅持反日與反蔣不可分離[5]: 426 。3月日，毛、彭、周簽署發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為一致抗日告全國民眾書》，提出停止一切內戰，不分紅軍、白軍，聯合抗日；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會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求全國紅軍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軍前進等項主張[3]: 22 。
洛川會談結束後，王以哲送給紅軍一批七九步槍，子彈數萬發，並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車送至紅軍防地；經過兩個月之努力，採購許多重要物資，有印鈔機和高級紙張、油墨、無線電器材、醫療器材藥品等；這些物資，都由東北軍用軍用汽車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轉運到雙方防地交界處，移交蘇區貿易局運到瓦窰堡；這批物資為蘇區解決許多困難，打破中國國民黨對陝北蘇區之經濟封鎖[3]: 18 。
膚施會談
張學良公館內的膚施會談場景還原
1936年4月6日，毛、彭聯名致電張，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今延安），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窰堡啟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張學良先生妥為布置；乙、雙方會商之問題，敝方擬定；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預告為盼[3]: 22–23 。4月9日，周與張在膚施會談[5]: 426 。周問張：「怎麼張伯苓是你的老師？」；張説：「過去我抽大煙、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後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3]: 23 張是當時最早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之中國國民黨將軍，已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通商等協議[5]: 427 。4月12日，周、李克農等回到瓦窰堡，劉鼎也同行[3]: 24 。第二天，留在瓦窰堡之中央負責人立即開會，聽取周在膚施和張會談之報告；會議決定，派劉鼎到張處，任駐東北軍代表，繼續做張和東北軍之工作；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鄧發為中央代表經西安、新疆赴蘇聯；在膚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區之交通機關；並決定加緊抗日宣傳工作，爭取東北軍不打紅軍[3]: 24–25 。周即將在膚施談判和中央會議情況電告在前方之毛、彭；4月14日，毛、彭覆電：「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3]: 25 。4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把中國國民黨列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行列[5]: 427 。中共中央認為應該改「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以爭取中國國民黨之大多數參加抗日，最後迫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參加抗日[3]: 25 。
張逼迫蔣聯共抗日
1936年5月5日，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把「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和各黨各派並列[3]: 25 ；第一次沒有稱蔣為「賣國賊」，而稱之為「蔣中正氏」、「南京政府諸公」[5]: 426 。通電稱：「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中正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3]: 25 。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電王明：「西南發動已20餘日，華北韓復榘、宋哲元醞釀響應，已發出雙方不得內戰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學良共同舉事。」[13]是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得悉張提出入黨要求後，迅即討論並決定擬許其入黨[7]: 58 [14]。
1936年8月，從莫斯科返國之潘漢年來到陝北，匯報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找王明談國共合作抗日[5]: 428 。8月9日，毛澤東、周等聯名致信張「同志」，詳述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起來，以蘭州為中心發動西北大舉之計劃[7]: 58 。張派部下中共秘密黨員栗又文去新疆，爭取蘇聯援助[7]: 58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諸位先生」，稱蔣為「蔣委員長」；並向中國國民黨人宣言：「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好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3]: 25–26 ；書中嚴正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行不向貴黨再一次的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陣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贊成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3]: 50 是月末，張向中國共產黨表示，願率領大部分東北軍與紅軍「合在一起幹」[7]: 58 。此時，在共產國際指令下，中國共產黨已決定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7]: 58 。中國共產黨決定放棄擁張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並建立西北抗日聯軍之計劃，但仍寄厚望於張，請他說服蔣聯共抗日[7]: 58 。張為抗日不惜犧牲一切，欣然答應「要想盡一辦法」勸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縱使「坐牢、殺頭也在所不惜」[7]: 58 。8月26日，張文彬到達西安後，9月6日晚又與楊密談，雙方協議取消敵對行動[5]: 572 。
1936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國共產黨放棄「抗日反蔣」，提出「逼蔣抗日」[15]: 89 ；明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中正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該是逼蔣抗日」[3]: 26 。中共黨中央派葉劍英代表黨中央直接領導東北軍、西北軍中之中共秘密組織，潘漢年到西安同張商量如何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心共同工作和打通蘇聯關係，朱理治為中共特派員領導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汪鋒到西安幫助楊改造西北軍、領導西北軍中地下黨，彭雪楓在西安上層統戰，邊章伍在葉劍英領導下統戰西北軍上層，吳自立到西安負責採購紅軍軍用物資[3]: 34–36 。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一份《紅軍與東北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戰的協定》草稿，紅軍代表款下有毛澤東簽名，但東北軍款下沒有張簽名，時間是1936年9月22日，是9月20日晚童小鵬在中央聯絡局抄寫[3]: 37 。9月24日，潘漢年攜帶周致蔣和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以及《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國共產黨起草之《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保安，經西安去南京[3]: 52 。
1936年10月15日，中共公開表示，「懇切申請」國民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今後，紅軍主動停止對國軍「任何攻擊行動」，只是在受到攻擊時採取自衛手段；紅軍主力願作抗日先鋒，國軍奔赴抗日前線時，紅軍將提供便利；可惜，南京方面沒有響應[7]: 58 。10月29日，葉劍英向中央請示，擬於三日後離西安回保安詳細報告；11月初，中央回電同意葉回保安[3]: 38 。11月4日，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朱理治在致周等人信中説，己決定讓高崇民（張學良幕僚）推動楊，高用話激楊，楊説，西北局面張負責領導責任，如張幹，他一定接受張領導[7]: 59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談，面交周恩來給二陳之信，並口頭轉達中共中央提出之《國共兩黨救國協定草案》八項條件；陳立夫代表蔣答覆：既然共產黨願開誠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條件了；以後潘漢年和陳立夫又進行兩次談判[3]: 53–54 。11月中旬，張公館承啟處錄事趙華新奉命調查西安城裡和市郊所有部隊情況，但調查到中央軍時，儘管拿著總部副官處之證明信，仍不好使；張之副官長譚海只好開一個特別證明，再派一輛小汽車，坐著車去，中央軍才讓調查[7]: 60 。12月8日，中共中央對潘漢年指示：至今蔣中正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只能擴充，不能減少一兵一卒；離開實行抗日救亡，無任合何商量餘地；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特別指出：「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不能做無原則讓步。」[3]: 54
1936年8月11日，蔣下牯嶺飛廣州，8月12日視察黃埔校址並遊覽[6]，往弔黃花崗與朱執信、鄧鏗、胡漢民等之墓[4]: 372 。10月22日，蔣來到西安[5]: 572 。蔣遊覽秦始皇陵和華山後，要在3個月之內將陝北紅軍全部消滅[3]: 38 。蔣仍逼迫張、楊繼續「剿共」內戰[5]: 572 。張性格豪爽，明確表示反對繼續「剿共」，向蔣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並說不只是他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全軍主張[5]: 573 。楊性格深沉，只是委婉說他個人服從命令沒問題，但下面官兵「剿共」士氣低落，抗日熱情高漲[5]: 573 。蔣嚴加斥張、楊，聲稱「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3]: 38 蔣向張、楊表示「剿共」計劃不變[5]: 573 。10月26日，中國共產黨致電共產國際，婉轉詢問如張、楊、閻等與紅軍聯合抗日，蘇聯能否援助[7]: 58 。10月27日，蔣在張、楊陪同下，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除訓練團學員外，還有西北「剿總」和第十七路軍總部上校以上、駐西安各部隊團長以上軍官共500餘人參加，蔣說：「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便不能算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在，對這種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制裁的」[16]。10月29日，蔣由西安前往洛陽[5]: 573 。蔣決定如張、楊不服從「剿共」命令，就把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陝甘，由蔣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任命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為一個方面之總指揮[5]: 573 。10月31日是蔣50歲生日[5]: 573 。
事變經過
誘因
華清池景區五間廳內的會議室
1936年12月1日，張獲悉，如東北軍不執行剿共命令，蔣便將其調赴蘇皖閩[7]: 58 。12月3日，張隻身自駕軍機飛抵洛陽見蔣，要求他改變「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釋放沈鈞儒等愛國領袖[5]: 576 。張至洛陽，告以所部不穩，請蔣親蒞西安加以安撫[17]: 107 。
12月4日，為部署新之「剿共」內戰，蔣從洛陽再次來到西安[5]: 574 。陳誠、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朱紹良等陸續來到西安[5]: 574 。中央軍陸續開入陝、甘兩省，新購置戰鬥機不斷在西安機場降落[3]: 56 。蔣每日分批召見東北軍、西北軍將領，與之「餐敍」，並與中央軍政大員密議剿共計劃，部署第六次大圍剿，務求「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內）」消滅紅軍[7]: 61 。蔣單獨召見王以哲説，已知道他之電台與共產黨通報；警告王要服從命令[3]: 56–57 。蔣向張、楊表示：一是進剿紅軍；二是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陝甘兩省給中央軍剿共[5]: 574 。
12月7日，張到華清池，決以「至誠」感動蔣，勸蔣當全國的「民族英雄」[7]: 61 。蔣已內定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四省邊區總指揮[3]: 57 。張懇請蔣認清形勢，改變政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18]: 98 。又説東北軍將士抗日情緒不可壓制；他表示對蔣一貫忠誠，面臨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據理力爭，希望委員長慎重考慮；兩人爭執很久[3]: 57 。蔣斥責張年輕無知，受共產黨欺騙和麻痺[5]: 578 。蔣對張說，即使「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18]: 98 。是日晚，中國共產黨收到張要葉劍英即日去西安之電報，「有要事待商」；但葉並不急於啟程，12月10日才從保安出發，12月16日左右才能到達西安（然後赴滬去宋慶齡那裡取共產國際寄來之錢款）[7]: 61 。
12月8日上午，楊在張勸說下，去華清池向蔣進諫[5]: 579 。蔣命令楊要「放手撤換」十七路軍中「不主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軍官」[19]: 140–141 。楊見蔣態度無法挽回，便返回西安[5]: 579 。蔣態度使張、楊徹底失望[3]: 57 。張、楊見「苦諫」徹底失敗，商定對蔣「兵諫」[5]: 579 。張楊商定以捉蔣方式強逼蔣聯共抗日[7]: 61 。
五間廳內的警衛室
12月9日，西安各校學生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遊行請願活動，以推動團結抗日[5]: 579 。在中共地方黨和救國團隊領導下，西安一萬多名大、中、小學生舉行聲勢浩大之示威遊行和召開紀念大會[3]: 58 。東北競存小學200多名學生在校長車向忱和教師帶領下，途經民立中學門前時，見警察將該校團團圍住，不許學生出來是便高呼口號；民立中學學生在競存小學學生聲援下，向校門猛衝[5]: 579 。大會通過《為督促政府動員全國兵力抗日停止內戰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當機立斷，即日動員全國兵力，收復失地。」[3]: 58 警察向競存小學隊伍開槍，一名小學生身負重傷[5]: 579 。民立中學學生與競存小學隊伍匯合，直奔南院門廣場[5]: 579–580 。會場上廣大學生群情激憤，齊聲高呼口號；學生遊行隊伍先到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請示，張派參謀長答話，群眾滿意；學生決定去華清池直接向蔣請願；蔣得知學生請願隊伍前來臨潼之消息，急令張派兵制止，說如果學生不聴，可採取武力行動[5]: 580 。張擔心學生運動影響自己之「運動」，前去勸阻，說東北是從他手裡丟掉，他也要親手收回來[7]: 61 。張追上學生隊伍[5]: 580 。張立即趕到去臨潼之路上對遊行學生講話，指出「前面不是坦途」[3]: 58 。他說大家太辛苦了[5]: 580 。學生們同聲高呼願意為救國而流血犧牲[5]: 581 。張對學生説：「請你們相信我，我張學良和你們是一樣的思想，一樣的心，你們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許我比你們的要求更迫切。你們的意見，我一定負責轉達到，我去講可能比你們更有份量。我保證一星期內以事實答覆你們的要求。」[3]: 58 [20]: 95 黃昏，學生們才返回西安[5]: 581 。學生們見張態度誠懇，就同意不去臨潼，回到西安[3]: 58 。當晚，張去華清池向蔣轉達學生請願要求，再次遭到蔣拒絕和斥責[5]: 581 。蔣不但不接受，而且申斥張沒有站在他之立場，卻站在學生之立場[3]: 58 。張、楊獲悉《大公報》將發表蔣剝奪他們兵權的密囑後，緊急密商，決定12月12日晨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用武力迫使蔣改弦更張[5]: 581 。張指定劉多荃擔任扣蔣戰鬥之總指揮；當晚，張、楊在城內易俗社戲院招待南京軍政大員欣賞地方戲秦腔[5]: 582 。
序幕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中正所住之處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張在西安召集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密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21]: 16 。
12月10日，張、楊商妥行動計劃[7]: 61 。蔣在華清池秘密召開沒有張、楊參加之軍事會議，同時中央軍萬耀煌部陸續開到潼關進駐咸陽[3]: 58 。
12月11日，蔣在日記中留下：「今日漢卿（張）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覺有異。此殆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今日已聞余訓黎天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歟？」[22]: 235 蔣又召開軍事會議，同陳誠、蔣鼎文、張、楊等商議「剿共」計劃，明令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並決定在12月12日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之命令[3]: 58 。
12月11日晚，張和楊下令行動[7]: 61 。張、楊最後確定翌日（12日）晨6時兵諫，當天張仍到華清池與蔣周旋[5]: 582 。蔣要最後確定「剿共」軍事計劃，留張、陳誠、衛立煌、陳繼承等在華清池吃晚飯[5]: 583 。飯畢，時間已晚，張又陪幾位大員趕到新城大樓，直到晚上10時才宣佈招待宴會結束[5]: 583 。張、楊分別向他們之高級將領和幕僚宣布兵諫計劃並作動員[5]: 583 。中國共產黨代表劉鼎住在張公館裡，令木匠出身塗勝華做一部一百瓦電台於這天做好[7]: 61 。劉鼎致電周，說「全西北蔣張對立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7]: 61 。午夜過後，張率其重要將領和幕僚來到新城大樓，和楊將在此指揮兵諫[5]: 583 。
兵諫
1936年12月12日零時，一切佈置妥當後，張才告訴劉鼎電告中共中央：「我已發動捉蔣，請予支持。」[3]: 60 凌晨2時許，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乘機車駛離西安，途經十里鋪和灞橋鎮時，令其所屬部隊迅速趕赴華清池參加捉蔣戰鬥[5]: 583 。凌晨，劉鼎從西安接連發出幾個十萬火急電報到保安軍委機要科收到，説張、楊在西安逮捕蔣和陳誠等一批高級軍官，機要科長葉子龍立即將來電送給毛澤東和周[3]: 60 。凌晨2時，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同白鳳翔、劉桂五一同乘車離開西安，一起直奔華清池[5]: 583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23]: 472 。張、楊對蔣兵諫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24]: 11 。東北軍到臨潼華清池捉蔣，蔣守衛武力阻攔，東北軍開槍還擊，雙方激戰[5]: 583 。蔣慌亂中，由蔣孝鎮背著翻牆逃走，蔣沒來得及穿鞋，為分散敵兵注意，蔣孝鎮把自己鞋子脫下來給蔣穿，然後兩人一前一後，各自向前跑，跑進樹林[25]: 16 。蔣在侍衛攙扶下向後牆奔跑[5]: 584 。蔣踏著侍衛肩膀爬上圍墻，縱身下跳，跌進牆外溝裡，腰部受傷[5]: 584 。蔣忍痛向後面驪山逃跑，摸索前進[5]: 584 。蔣躲藏進一個窪坑裡[5]: 584 。晨四時，張之東北軍從臨潼之驪山山洞裡捉到蔣，帶回西安城內新城大樓裡[3]: 59 。天色漸明，東北軍走到大石頭旁，發現蔣蜷伏在洞裡，蔣被發現活捉[5]: 584 。晨五時，張又致電毛：吾等為中華民族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覆；並望紅軍全部速集於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防胡（胡宗南）敵北進；接著，張、楊又聯名電請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計」[3]: 60 。是日晨，第十七軍在西京招待所扣押南京軍政大員，如陳誠、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及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政府軍政要員，並以排槍掃射陳誠住所，中央委員邵元沖等中槍遇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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